在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悄然流行——"能动性"。由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在 60 多年前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最初旨在描述动物和环境之间直接感知的可能性，不受文化概念或表征的影响。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能动性"被社会科学家们广泛采用，成为了平衡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键概念。
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能动性"提供了弥合技术特性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的鸿沟的方法，并允许探索限制能动性的结构性因素。然而，随着"能动性"在各种学科中的广泛应用，其内涵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
社会学家珍妮·戴维斯在她的著作《人造物如何能动》中试图为"能动性"的使用奠定基础。她提出了一种"社会的能动性"，以纳入社会、文化和制度维度。此外，戴维斯开发了一套"机制和条件框架"，该框架强调在考虑任何能动性时都需要考虑知觉、技能、文化和制度合法性三个维度。
尽管戴维斯的努力提供了"能动性"分析的清晰指南，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她在文献综述中忽略了心理学、人类学和心灵哲学等领域对"能动性"的贡献，导致她的分析过于狭隘。其次，她的"机制和条件框架"虽然全面，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方法论指导，这可能会限制其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
进一步审视"能动性"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学者在使用该概念时并非真正关注具体的功能或效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定位装置，用以表达他们对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动性"变得越来越建构论化，因为社会科学家们试图了解软件和数字技术等非物质环境中的行动维度。
这种"能动性"概念的建构论化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技术环境中技术决定论日益增强的征兆。随着技术的复杂性和封闭性不断提高，用户控制和反抗的空间逐渐缩小。因此，社会科学家们不得不诉诸一种决定论的术语，但他们又不想完全放弃建构论视角，这导致了对"能动性"的改造和重新诠释。
"能动性"概念的演变揭示了人类与技术之间存在论和认识论关系的深刻变化。吉布森最初的能动性理论旨在通过强调感知和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直接联系来抵制意识形态宣传。然而，在数字时代，"能动性"的重心从物质环境转移到了非物质环境，从而突出了我们与技术关系中主体和客体的复杂互动。
最终，"能动性"作为一种症候性概念，提醒我们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如何挑战我们的现有概念和理论。它并不是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工具，而是我们试图理解和应对技术主导时代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起点。
原创文章，作者：讯知在线，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m.xzxci.cn/2024/12/21/4043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