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两难：结婚证难敌证明需求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措施为基层减负，规范村（社区）组织工作事务，基层开具的证明数量大幅减少。然而，近期的走访发现，一些企业和单位仍然要求居民到村、社区开具各种证明，如“亲属关系证明”“政审证明”“贷款证明”“家庭困难证明”等，让基层工作人员十分为难。
这些要求开具的证明中，有些显得十分荒诞。比如，有居民办理保险业务时被要求开具婚姻关系证明，尽管他已经有结婚证，但还需要基层再开一个证明；有银行要求村（社区）出具收入证明以证明居民有还款能力，而基层根本无从了解居民的真实状况。
基层之所以如此为难，并不是因为“不作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层也感到无所适从、左右为难。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规定“规范明晰基层权责”，规范工作机制、挂牌和证明事项；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也公布了《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明确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不再由居委会村委会出具。
尽管相关规定说得很清楚，但各级单位仍然希望基层单位能够“帮助”审核，在这些事项上增加一道核实程序，从而降低风险。结果，这就极大地加重了基层负担。有基层单位反映，很多老百姓要办的事情涉及保险、贷款、金融业务，社区的证明往往不可或缺，但在基层单位的能力范围之外。
基层单位的人力物力终究是有限的，这些不在权责范围内的重复证明，浪费了大量基层资源，影响了基层单位的正常运转，也降低了公共服务质量。可以想象的是，每多一个工作人员被绑在核实、开证的琐事上，就少了一个人解决邻里纠纷、检修损毁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这样的状况不应该再持续了。为基层减负、明确基层职能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进一步强化刚性，能够真正赋予基层说“不”的底气。有受访基层干部介绍，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在党政系统内下发，党政部门要求开具的证明大幅减少，但不少企事业单位依然把相关证明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规范性文件应当进一步扩大其下发范围，形成贯穿各大系统的通用规定。像采访中的保险、银行、高校等单位，也应当被纳入基层减负视野。
相关部门不妨协调各个部门形成统一规范，严格规定事项材料要求，防止动辄就向基层伸手“要材料”。此外，信息共享、网络核查等数据库建设也应当进一步推进。客观来看，重复开证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背后也有一种希望基层“帮助核查”的意图。那么数据进一步互联互通，提供更加便利的核查机制，一些文件、材料可以网络鉴别真伪，如此一来，也能起到压缩需求的效果。
进一步明晰各个单位的职责权限，明确各项证明材料的开具单位，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抓手。“遇事找基层”，这种简单化处理，意味着权责分配上存在模糊含混，也会留下风险隐患。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出现纠纷，开具证明的基层该不该承担责任呢？又该承担多少责任？
因此，管住这些伸向基层的“手”，既是给基层减负，也是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率，为老百姓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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